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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的十年集资办学经历
时间:2020-11-12 来源: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 点击: 分享:

韩勇建

信阳地区形成规模的集资办学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 从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我的职务虽多次变化,但集资办学办公主任的职位始终没有变。集资办学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唯一出路。这十年间,全区校舍及硬件建设,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奏

1982年10月2日,罗山县高店小学出现校舍倒塌事故,砸死学生1人,砸伤3人。当时我在信阳地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接到罗山的报告后,我即随当时的地区教育局局长王清林同志一起赶赴现场。高店小学一片狼藉,死亡学生被放在一个空房子里,死者家属在那里哭泣。县教育局局长郑强胜坐在凳子上抽烟,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看我们来了,就站起来赶紧汇报事故情况。回来后,地区教育局发了通报。王清林是团地委来的干部,雷厉风行,到地委、行署汇报。从那个时候开始,地区教育局就在酝酿如何解决全区中小学危房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用两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以便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一无两有”就是当年改善办学条件的目标。

1982年统计,全区中小学共有校舍13.66 万间,其中危房占三分之一;土草房占59 %;在校学生123万人,有近60万学生没有木制课桌凳,占48%。其实那时的危房统计也没有标准,很多破旧土草房也是危房。

信阳是贫困地区,1982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253元;在总人口627万中,就有 257 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9个县都属于贫困县;财政困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吃饭财政,其实吃饭的钱也多是上级的补助。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钱,只有省里给的老山穷补助,每个县每年20万左右,有的县还没有。

“泥巴凳,泥巴台儿,泥巴台上泥巴孩儿”,这是真实写照。我看到固始的一个村小,连泥巴凳、泥巴台也没有,教室的地上挖了很多坑,孩子都坐在坑里,趴在地上写字。房屋倒塌的事故时有发生。一个校长在记事牌上写道:千万要牢记,下雨就放学。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刚刚召开,教育被列为五个战略重点之一,足见党中央抓教育的决心。1983年7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教育工作会,会议一直开到县市,当时的省委书记刘杰亲自作会议总结讲话,刘书记足足讲了半天,认识、措施都非常到位。据教育系统的老同志讲,这次会议是他们记忆中开的最过瘾的一次会议。



商城县河凤桥乡新楼小学教室


会议之后,地区教育局在教育学院召开了一次县市教育局长会议,王清林局长在会上脱稿讲话,大概意思是,省里会议开得很好,让各县市先行贯彻,把工作搞起来,而落实的重点是先解决危房,掀起集资办学的高潮,地区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教育工作会。

11月,行署副专员郑淑真带着教育局长王清林、副局长吴高春专程到周口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我也参加了。我们重点考察了郸城县。周口地区的集资办学比我们起步早,很多学校已经在建设了,有的学校架子拉的很大。看了之后,我们都很震惊,主要感觉是我们太落后了。

地委、行署的决心


1983年,是机构改革之年,新的地委、行署领导班子刚刚到位。一天,地委书记赵凤羽的秘书高尚检同志打电话找我,就在他那间大办公室里听他讲,赵书记一个月走访了28所学校,而且很详细地介绍了走访的情况。回来后,我立即整理成一份简报,王清林局长说,都说兰考的刁书记是教育书记,我看赵书记是地市一级的教育书记。这篇文章在省教育厅引起不小的反响,省教育社很快派了记者采访。当时信阳也出现了一些重视教育的县委书记,如光山县的谢长禄、息县的朱庆熙。



罗山县高店乡陈堂村集资办学碑刻


按照王清林局长的设想,在年底召开一次空前的教育工作会,会议直接开到乡镇。经过给地委、行署领导反复汇报,最后确定12月13到16日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各县市的县市长、宣传部长、文委主任、计委主任、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各乡镇的乡镇长,加上教育系统的一些代表,共400多人。一位老局长说,这次会议是地县乡三级行政主官的大荟萃。我在这次会议之前被任命为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当年24岁,我就负责筹备这次会议。我起草了吴烈继专员的工作报告,赵凤羽书记的总结讲话,我起草了一个部分。会议第一天开幕,由赵书记主持,吴专员作工作报告。吴专员讲话结束之后,赵书记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没有按地委通知要求到会的县(有的县参会的很多是副乡长),赵书记要求下午必须按要求到会。当天夜晚,会议一下子增加50多人。

这次会议,拉开了信阳地区集资办学的序幕,全区很快形成了重视教育的风气,尤其是集资办学和危房改造形成了高潮。当时也提出多渠道筹措资金,但就信阳而言,也就群众集资比较有效,其它渠道基本是空对空。

1984年4 月,局长王清林调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美亭接任局长。王局长上任后,从指导思想上,把改善办学条件、消除危房,作为信阳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教育局成立了集资办学办公室,由我兼任主任,这一兼就是10年。

1984年11月24日。地委、行署召开集资办学现场会,这次会议在息县报到,开到淮滨,最后在潢川总结,参观了三各县。同时在息县的新集村小学、潢川的高楼村小学举行了接碑仪式,因为这两个村为建设村小投资都在10万元以上。按照行署的规定,投资在10万元以上村小、投资在30万元以上的乡镇初中,由行署立碑表彰。这次会议,地委副书记樊友山、地委委员秘书长王连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宪堂和行署副专员郑淑真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参加会议的由县市长和70个乡镇长。

这一年,全区共集资2592万元,新建校舍1.5万间,添置木制课桌凳6.4万套,有1085所村小实现了“一无两有”。

1985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在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于是,地区和县市教育局都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我随王美亭局长一起,在县里转了十多天,接触了很多县乡村的干部和教师,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来后,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形成了信阳地区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当年12月,地委、行署召开教育工作会,各县市的县市长、宣传部长、文委主任、计委主任、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和部分乡镇长共300人参加了会议。地委书记赵凤羽、行署专员吴烈继分别讲话。这次会议,把改善办学条件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突破口。

1986年以后,地委、行署每年都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五月左右,一般是电话会;一次是11月左右,召开现场会,先后在潢川、商城、淮滨、固始都开过。

1986年暑假,我已调任潢川师范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但局里又把我抽回来了。原来是地委要组织教育工作大检查。王美亭局长对我说:集资办主任还是你兼任,平时我让局里把有关材料寄给你看,便于熟悉情况。这次检查不同寻常,抽了五名处级干部带队,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堂也带队下到县里检查。我负责配合李友堂主任,没有下县检查,主要负责整个检查工作的综合协调,起草讲话及文件。检查后,用了两天时间汇报总结,当时信阳县危房较多,赵凤羽书记让通知信阳县县长参加会议(其它县参会的都是副县长),检查总结会用了半天时间,地委书记赵凤羽、行署专员董雷分别讲了话。这次检查在全区震动很大,各县市也都仿照地区的做法,组织本县市的检查。

作为教育局一名科级干部,我有幸三次近距离接触赵凤羽书记。

一次是王美亭局长带我参加地委、行署领导联席会议。会议是专题研究教育的,实际就是解决危房问题。会上也有一些领导同志认为,集资办学加重了农民负担。会议上两种意见分歧很大。赵书记说,我也不想加重农民负担,不集资也可以,专员掏布袋呀(南阳话就是掏钱的意思)!财政拿不出钱,又不让群众集资,砸死学生咋办?最后赵书记进一步讲清集资办教育的道理,这既是上级的要求,又是我们贫困地区的唯一出路。会议一锤定音,继续抓好集资办学。

另一次是计划在潢川召开现场会,王局长邀请赵书记讲话,准备给赵书记起草一份讲话稿。赵书记让晚上八点去地委小院的会议室。我们去时,赵书记已在会议室等待,他说,讲话稿不用写了,你们想让我说的话,今晚给我讲讲就行了。于是,我把列的提纲给赵书记做了汇报,他记的很认真。这时我由衷的敬佩这位领导。潢川会议总结前,赵书记如期从商城赶来,他的讲话比我预想的要好,给我们的会议增彩很多。

还有一次是我在潢川师范工作期间,一天下午,赵书记和时建功(省电视台驻信阳记者站站长)一起,地走来到潢师,说是来找我,我非常感动。他不去会议室,就坐我办公室里。我们三个人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主要话题是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我谈的最多的是危房和教师队伍,赵书记记忆力特好,好多数字都能说得出来。

咬定重点不放松


1988年,危房改造被列入省政府的工作目标,从上到下又一次掀起危改的高潮。

一次,我随王美亭局长从新县回来,路过光山槐店的一所农村小学,王局长让停车进去看看。真是一言难尽啊。一个两间的教室,坐了满满的学生,房子正中间一个碗口粗的柱子顶着房梁。老师一再提醒我们不要碰着柱子,这是危房,顶会塌下来的。王局长当即勒令校长:这个教室必须立即拆除,学生搬到安全的地方上课,宁肯停课也不能再使用危房。我随即通知县教育局,督促学校落实王局长的指示。



光山县寨河乡张围子小学学生在危房教室中上课


不久,我随主管危改的副局长何新政到偃师县参加了全省危房改造工作会。会上,省教育厅把全省各县市危房的数字都表列出来了,我一看,光山县排名第一,又联想到槐店的村小,感到问题严重。

回来后,分别给王美亭局长和郑淑真专员作了汇报。我起草了一个信息,题目还记得,主标题是“危房多、比例高,居全省之首”,副标题是“光山县仍有上万名中小学生受到危房威胁”。这个材料是以教育局的内部信息发的,发的范围很小,主要是光山县四大班子一把手和地委、行署相关领导。信息发送之前,我先给光山县教育局长张道恕打了电话,让他先有个思想准备,以便向县委、政府汇报。这个信息对光山县委、县政府震动不小,先是县长黄立荣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接着是县委书记周卜熊主持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一场消除危房的大战在光山打响了。

这个消息不翼而飞,几个月后,中国教育报社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我是最先接待他们的,因为我当时任教育时报驻信阳记者站站长,我主要从正面介绍,重点谈了光山县最近几个月行动情况。但报纸还是在头版头条登出来了,题目大概是:办公大楼鳞次栉比,学校危房比比皆是。

几年后,光山县从后进变先进,这次批评也许起到了助推和激励的作用。

省教育厅对全省县市危房表列的做法,对我们启示很大。我们把各乡镇危房情况也表列出来。发现危房在5%以上的乡镇有49个,占全区危房总数36%,而且消除危房的进度较慢。如果这49个乡镇抓好了,危房可以降到1%以下,完成省政府要求的控制比例是有把握的。于是我们就给郑淑真专员作了汇报,决意要在抓好面上工作的同时,盯死这49个乡镇。

1988年我们排了49个乡镇,1989年又排了40个乡镇。这些乡镇,我们戏称之为危房大户。先是行署召开会议,让这些乡镇的乡镇长大会表态,照相并录音备查。然后局里抽调六名专职人员,包乡镇检查进度,每月一次通报。1988年,信阳抓重点乡镇的做法,两次被省政府信息采用。



1989年11月,副省长于友先亲临淮滨县参加信阳地区消除危房现场会。图为座谈会情况。左起:信阳行署督导员刘培诚、副省长于友先、信阳行署副专员郑淑真。


1989年行署在淮滨召开重点乡镇会议时,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于友先亲临会议指导。他在到会之前,先去了沿淮的王岗乡的农村小学。有一排房子过道的墙上赫然写道“此处危险,请迅速通过”,一面墙的上面写道“此处危险,不要停留”。于省长在会上讲这些事的时候,大家一脸的严肃,居然笑不出来。

抓重点乡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罗山县龙山乡的徐乡长(名字记不起来了)对我说,他在淮滨会上当着省长、专员的面,慷慨激昂表的态,回去开党委会居然没有通过,他当时就火了。他说:咱是全区的第三危房大户,那会议、那阵势,根本不允许装熊。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干起来再说。

当时我感觉息县一些乡镇问题比较严重。我就找到局里的纪检员宋允恭,我知道他给息县县委书记张桂东有故交。到息县后,张桂东书记陪着我们到了中渡店和关店乡督促危房改造工作。在关店,张书记对书记、乡长说,我不听你们汇报了,既然宋主任亲自来,就说明你们问题严重,县委要求你们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所有领导,每人包一所学校,限一月内全部解决校舍中的危房,县委授权乡党委书记,对于完不成任务的就地免职,报县委备案。张书记讲完,就起身带着我们走了。以后听县教育局同志汇报,关店解决危房的措施只有一个,全部拆除,然后再新建。

在集资办学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干部。在商城,都说集资办主任夏书荣工作扎实,是个活地图。我就想测测他。我随意列出17所村小,让他说出这些学校有多少间校舍、多少间危房、拆除危房多少间、正在建的校舍多少间等,他如数家珍,回答的很快。在我离开商城之前,又把这17所学校的问题重新问一遍,他回答的数字和上次是一模一样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件事汇报给省教委主任徐玉坤,徐主任笑着说:你也够坏的!但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徐主任却很认真的表扬了夏书荣同志。

地区集资办的同志也是如此,我和舒刚、程光辉等,下乡时每人背一个保温水壶,这个水壶就是地区集资办标志性的行李,我们每年也大体算一下,每个人一年都至少跑60个乡镇以上。在搞集资办学的十年中,全区所有的乡镇我都去过。经常在忙过一个阶段后,我们七八个人每人拿20 块钱喝顿酒,以放松紧张的神经,我们也叫集资,但不是办学,是喝酒。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行署副专员郑淑真,一个女同志,也50好几的年龄了,说着一口广东普通话。我至少每个月给她汇报一次,送一次详细的报表。只要我说哪个地方推不动,她一定会说:你跟我去!她经常带我下乡检查危房改造,有时一跑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在罗山,刚下过大雨,我都不知道去的是哪个乡哪个村了,先是乘竹筏,再后来是淤泥,她身材瘦小,乡长给她找来一双胶靴,她是脚拔出来,胶靴还在淤泥里。我说算了,还是背着你走吧。她执意要走,一个副乡长硬是把她背起来。我顺手给她拍照,她笑着指责我。但以后她看到了照片,还是很慈祥地对我说:我最好的照片都是你照的。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抓重点的做法,写成了经验材料,题目是《政府抓,抓政府,促重点,重实效》,省教育厅全文转发了。

各地的经验


到了1985年,全区集资办学已经形成了高潮。每年群众集资都在3000万以上,新建校舍在1万间以上。总结经验也就成了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集资办学的初始阶段,工作有点大轰大嗡,房子建起来了,但很多地方的建房质量令人担忧。有的教室建的不标准,五花八门,不是两门六窗,有的是一八墙、斗子墙,还有的为节省资金,忽视质量等等。当时潢川为保证建房质量,提出的口号是:不盖就不盖,一盖管几代。潢川县教育局总结出了提高建筑质量的经验。潢川教育局计财股股长叶宗杰是个搞建筑的行家,而且工作指导也非常到位。他提出建房要把好“五关”,即:选址关、基础关、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我们实地调查了很多乡村学校,质量确实好,特别是双柳、仁和等地的教室,窗台上下都有两条腰线,砖逢都是用水泥勾过的。不仅建房质量好,而且美观。地区教育局在潢川召开了有主管副局长和集资办主任参加的会议,绘制了教室标准施工图纸,提出了建房的质量要求。行署曾连续两年在潢川召开现场会,重点是推广潢川注重建房质量的经验。

郑淑真专员对我们讲,集资办学是群众拿钱的事,咱们要珍惜群众的血汗钱,用较少的投入,办较多的事。主管集资办学的副局长何新政对我说,你们可以到商城做些调查。于是,我就带人在商城看了很多乡村学校,尤其是到长竹园之后,感触颇深。这个乡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九山半水半分田,很多村没有路,是典型的老区、山区和贫困地区。过去的校舍多是建国前的旧平房,还有不少学校用的是祠堂庙宇。经过几年的努力,校舍得到很大的改观。他们建房主要靠群众投工献料。木材、沙子是本地有的,砖瓦是自己动手烧的。群众每人拿出三两块钱,加上教育部门的苏区补助款,用于购买水泥、钢筋等。我们回来写了商城县以投工献料为主,改善办学条件的经验。1985年,行署在商城召开了现场会。

1988年,省政府对黄河滩区的教育给予了重点扶持。行署副专员郑淑真和教育局长王美亭,让我们对淮河滩区的教育进行调查。接受任务之后,我们先是找到地区水利局,了解哪些属于淮河滩区,他们给我们一套关于淮河圩区的资料。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划定了固始、淮滨、潢川、息县四个县的48个乡镇。这年冬天,我和办公室的崔山同志一起,历时将近一个月,走了四个县的20多个乡,进行调查。当时我第一次听说“50块钱不买,50块钱不卖”的说法,意思是家里穷的狠,全部家当加起来不值50块钱。群众贫困的程度令人寒心,但勒紧腰带办教育的热情却令人感动。回来后,我们形成了长篇调查报告。由何新政副局长带着我,专程到省教委给徐玉坤主任做了汇报。当年,省教委给了40万,补助淮河滩区办教育。后来于友先副省长在淮滨现场会讲话中说,我要感谢信阳的同志,避免了我工作中的一次失误。指的就是我们及时提出了淮河滩区的教育问题。从那以后,地区就把集资办学和危房改造的的重点放在了淮河滩区,两年后,这些地方的校舍发生了深刻变化。1991年水灾,淮滨县王岗乡的毛集村小学,整个学校在大水里浸泡了50多天,却没有产生一间新危房,足见其校舍之坚固。

以后,上级教育部门又提出了“六配套”的要求,即:学校要有校舍、有大门、有围墙、有操场、有厕所、有桌凳。其实这也是最基本的办学条件。

按照“六配套”的要求,和地区教育局的想法,改善办学条件还是有不少问题的,一是全区的学校几乎都是一个样子,校舍是标准了,但千校一面;二是教学楼太少,几乎全部是平房,而平房使用年限也不会太长。在地区这个层面上,指导思想还是倾向于建教学楼。但那时上级补助款少,群众家底也很薄。我们只能导向性的提出设想。新县是省教委的扶贫点,倾斜力度大。所以不少村小都建了教学楼,而且一校一个款式,而且造型新颖。于是,地区教育局就在新县召开了小型现场会,重点参观了千斤乡的几所小学。这次会议规格不高,地区教育局由当时的计财科长李德芳和我主持,县市教育局的集资办主任或计财股长参加,但也为今后校舍建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导向。

教育督导制度的推动


1989年,国务院组织了全国性的教育五项督导,在河南督导了三个县,其中有信阳的光山县。

11月,信阳成立了教育督导室,我被任命为督导室主任。当时的督导工作,重点是督政,也就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督导。这与我先前从事的集资办学不矛盾。所以集资办学办公室主任依然由我兼任。

1990年12月,我们选择先督导罗山。由郑淑真副专员带队,组织了20多人,分八个组,历时10天,督导了全县所有乡镇,重点查了153所学校,县直组还查了财政局有关教育投入的账目。基本把罗山教育翻个底朝天。当时罗山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胡宪芝、教育局长李培模,很善于利于督导来推动县里的工作,先期在全县已形成以督促改的声势,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都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整个教育还是比较薄弱的。发现的两大问题:一是危房状况依然严重;二是教师待遇没有落实好。在我们督导期间,县委、政府立即行动。正当县委书记张锦中听取督导团交换意见的时候,李家贵县长在栏杆乡主持召开乡长、村长参加的会议,要求当年全部解决危房,再用三年时间,要求每个村小建一幢教学楼。以后证明,这个会议精神是落实的,这次督导也为以后罗山教育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山督导之后,第二年准备督导商城。年初教育工作会上,郑专员代表行署宣布,年底将督导商城。这一年,商城县都在按照地区的标准,上下互动,全面整改上水平。12月督导时,我的感觉是已经达到了督导的目的。在商城,我们督导检查了170多所学校。在督导即将结束的时候,何新政副局长的车翻到山凹里,我和商城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夏长珍赶到现场时,吓了一身冷汗,翻车的高度足足有八米,幸好车上的三个人只是轻伤。

第三年督导息县,但由于我当时有病,只是参加了后期的交换意见。总之,这种督导,在部分县引起强烈反响,工作促进也非常大。

1990年,集资办学已经搞了七八年了,学校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新的学校也为数不少。但学校管理工作跟不上,过去的农村学校没有围墙,学校破破烂烂,有的鸡鸭鹅猪乱放,根本就没有管理。一次,我随王美亭局长陪省教委主任徐玉坤调研,到一所乡镇中学,这所学校是全新学校,教学楼在全区堪称一流,但进去以后,碎纸遍地,教室玻璃所剩无几,墙壁也很脏,校长酒气很大。徐主任非常生气,曾在省里会议上点名批评。

一些省份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而且这个提法得到了国家教委的认可。于是,地区教育局把校园管理提到了议程,提出要求:最干净的地方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作为督导室,我们制定了《校园管理规定》,但这个标准比较高,是导向性的,大部分学校达不到要求。为此我们又制定了《校园管理随访督导标准》,这个标准是100分,标准有20项左右,实行的是扣分制,比如:墙上乱写乱画、校园内有鸡鸭猪等牲畜、国旗设施要有旗座、旗杆,国旗不退色,门窗玻璃损坏等等。到一所学校只需要二十分钟就可以打出分数,这个办法非常便于检查。在之后的两年内,仅地区督导室下去就督导学校达到800多所,加上县市督导,可以说全区3000多所学校全部检查一遍,对公路沿线的学校随时进行督导。因为校园管理不好而受到撤职处分的校长也在两位数以上。这对全区加强校园管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次全区教育工作会上,王美亭局长通报督导发现的典型事例,非常严肃。会议结束以后,潢川的同志对我说,王局长讲这事时,脸黑的吓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地区教育局就把校舍建设、校园管理和校园绿化美化列为同等重要的位置。教育局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三个突破口,即:教师培训、改善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吴局长称,这是区域教育的三根支柱。

在我任督导室主任期间,连续两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先进单位,1991年,省里评了两个地市,我们是其中之一,省里奖励4万元,按照局党组的意见,买了一部2020北京吉普,方便督导检查;1992年,省里表彰三个地市,我们也是其中之一,省里奖励2万元,我们添置了照相摄影器材。

全国现场会


1991年,省教委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国家教委1992年9月将在河南召开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现场会的筹备事宜,省里安排7个参观点,信阳是贫困地区的代表。国家教委上一次的现场会是在山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亲自参加,会上,国家教委奖励山东1000万。

接受任务之后,我和局计财科李德芳、易文伯带了五个县的集资办主任,前往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临沂地区考察。沂蒙山区的农村学校不算豪华,不管学校规模大小,但规划合理,建筑美观适用,注重环境,管理非常好。



图为光山县一小教学楼。该教学楼是县直干部职工集资新建、于1986年竣工。


回来后,我们就按照沂蒙山区的标准,进行布点完善。在光山、罗山和县级信阳市选择了10多所学校,有高中、农民中专、城镇和乡村的初中、小学。我们的总体要求是:基本设施由乡村负责,地县投资作锦上添花的工作,主要是搞一些文化景点建设,比如:雕塑、小亭子、蘑菇伞等。

我和勤工俭学管理站副站长张启运同志一起,逐校安排,帮助规划和设计,逐校检查落实。后来行署专员景献琢、副专员郑淑真亲自安排、亲自检查。县市主要领导也亲自督战,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会议临近时,省教委主任徐玉坤两次来信阳指导工作。领导重视,加上原有基础较好,工作推动十分顺利。

在此期间,我们搞了一个专题录像的汇报片,大约20分钟,片名叫《大别山的丰碑》,景献琢专员为这个片子题写片名。录像由张启运、集资办易文伯和电教馆副馆长黎富裕具体负责,我负责写解说词。宣传部长钟家志看后连声称赞,并安排信阳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同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图片展和一部集资办学的画册,这两项工作都由易文伯同志负责。

1992年9月,全国现场会在信阳报到的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等五个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计委主任、财政厅长、教委主任和教委计财处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李润田代表河南省在信阳主持会议。



1992年9月,全国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现场会。图为与会代表在在信阳地委书记董雷信阳行署专员景献琢陪同下参观学校情景


第一天上午是汇报会,会议由地委书记董雷主持,李润田副主席致欢迎词,行署专员景献琢汇报,然后看了专题片。

下午开始,与会代表在地委书记董雷、行署专员景献琢的陪同下,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参观了学校。

与会代表对信阳的改善办学条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会后,参会的这些省份,有不少地县都到信阳来参观考察。

这次全国现场会,是对信阳地区10多年集资办学工作的充分肯定,那时,信阳地区基本解决了危房问题,校舍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信阳是个水灾不断的地区,八十年代初期,即使没有水灾,校舍倒塌都在一万间以上,新增加危房不计其数;而1991年,是百年一遇的水灾,全区校舍倒塌仅在2600间左右,而且新增危房当年就可以消除。据统计,10年来,全区多渠道筹措资金3.6亿多元,新建校舍12万间,相当于1978年全区校舍的总和,95%的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60%以上的学校实现了“六配套”,添置木制课桌凳41万套,添置教学仪器181万件,购置图书155万册,半数以上的学校建起了教学楼,危房下降到01%以下。我们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做了过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1993年教师节,省政府表彰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时,划出了30个指标,用以表彰集资办学的先进工作者,我也荣幸的受到表彰。


注:本文作者韩勇建,1959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讲师。1980 年参加工作 ,历任信阳地区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督导室主任,潢川师范学校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信阳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信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主任。著有旧体诗集《三耕集》 。